2019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采取集群竞赛方式遴选和确定了25家决赛优胜集群，拟公告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赛迪研究院规划研究所对25家国家级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其大都是通过重要事件触发、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竞争、知识学习和技术扩散，并辅以政策引导和制度文化滋养，实现了自我革新与衍生发展。在当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产业链加速重构的大背景下，应顺应产业本土化、区域化布局和集群化发展趋势，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加快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有效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机制
资源禀赋效应叠加重要事件触发是集群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起点。国家级集群在形成之初，大都是一个地区为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或劳动力、技术、资本等非自然资源优势来发展产业经济，同时叠加重要历史事件、突出人物或典型企业、科研院所的推动，从而促使自身的先发优势不断自我积累和强化，最终成为集群的“原爆点”。这也是集群不仅产生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产生在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原因。例如，长沙工程机械集群缘起是 1960 年代后浦沅机械厂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建筑机械研究所相继迁至长沙这一历史因素，后凭借湖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建筑机械研究所借助城市建设的东风，陆续裂变出三一、中联重科等领军企业，进而带动集群不断发展壮大。无锡物联网集群离不开2009年国务院批准同意无锡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这一事件“触发”，借力无锡民营经济发达的优势和新技术、新要素带来的发展机遇，使得无锡在物联网产业领域率先“生根发芽”，最终凭借先发优势形成全国领先的物联网“生态群落”。
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竞争是集群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特征。数量众多、相互联系的大中小企业为追求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而汇聚到一定的地理空间内，每个企业专注于某一道工序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构建出一体化的分工合作关系网，形成集群形态。依托各类专业化市场、专业化服务机构和区域性物流的支撑，集群企业的运输成本、互动成本和信任成本大幅降低，加之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竞争与合作又促进企业间优势互补，进而大大提高了集群总体生产效率，推动集群持续发展。例如，深圳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赛格电子器材配套市场和华强北的支撑，是5万余家专注于各类电子元器件、智能终端设计、开发、制造、服务，以及应用等环节企业专业化分工合作的结果。南京新型电力（智能电网）装备集群是600余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7家单项冠军企业和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集合体，这些企业分布在电力装备产业链“发、输、变、配、用、调度、通信、综合能源服务、电力网络安全”9 大环节，为国电南瑞、国电南自、南高齿等一批龙头企业提供了80%以上的本地配套。
产业组织的衍生拓展和自我革新是集群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源泉。国家级集群大都经历了依靠产业生态优势吸引更多企业集聚到推动众多企业裂变成长再到企业间激烈竞争倒逼集群升级的生命周期历程。随着原有产业的发展壮大，产业链上下游不但延伸拓展，关联产业耦合发展，并衍生出新的产业“接续”或“替代”原有产业，最终实现集群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例如，东莞智能终端集群依靠引进诺基亚，建立了完善的手机硬件供应体系，在诺基亚没落之后迅速依靠步步高旗下的OPPO和vivo两大子品牌以及引进华为研发制造基地，抢占了智能手机的“赛道”，并不断向智能可穿戴设备、虚拟与增强现实设备、智能服务机器人等多领域延伸，最终形成了以整机生产制造为主，涵盖从方案设计、元器件和模组、电池和整机制造到应用服务全部环节的融合型集群。深广高端医疗器械集群的发展离不开生命科学与电子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机电一体化的高度发达带来了临床诊断的新型数字成像技术、植入电子治疗装置、数字化手术设备等高端医疗器械产品在集群内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迈瑞、开立、理邦等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最终形成以医学影像诊断类、医用电子仪器类等为特色的融合型集群。
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和激励作用为集群形成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国家级集群均形成了区域知识网络和创新生态系统，企业间相互学习、模仿和借鉴，加速了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进而激励企业用更大力度、花更多精力去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与科研院所间通过高效合作降低创新风险与成本，并加速技术创新能力的螺旋式累积。例如，杭州数字安防集群深入实施名校、名院、名所“三名”工程，依托 40 余家国家级创新载体、180多家省级技术创新载体搭建了海康威视视频感知、阿里云城市大脑两个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推动了海康、新华三、大华三家龙头企业以及中威、博雅鸿图等“单项冠军”企业在控制芯片设计和研发、终端设备制造等关键环节实现“链式创新”。温州乐清电气集群则依靠正泰、德力西等龙头企业的相互促进，通过优化整合供应链、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带动了金卡智能、宏丰电工等800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
政府引导和专项政策为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重要保证。国家级集群在形成与发展中，政府的主动作为贯穿了全过程。积极有效的区域产业政策助推集群发展驶入“快车道”，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区域资源配置体系、基础设施供给体系，帮助集群内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江苏省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关于培育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意见》，在2018年又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遴选出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物联网等13个基础较好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并分类制定培育政策措施，从而为推动集群竞相发展和提高水平奠定了良好基础。安徽省于2012年、2018年分别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签订部省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合肥智能语音产业发展，并聚焦“精准滴灌”和“生态打造”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累计安排扶持资金近20亿元，相继组建总规模达50亿元的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举全市之力打造出“中国声谷”品牌，推动了合肥智能语音集群快速成长。
依附于制度文化的产业根植性为集群形成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级集群在区域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对特定区域环境（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的根植性，强化了集群成员对区域品牌和地理标识的高度认同。区域性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科研机构等第三方组织积极优化合作生态，逐步成为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和群规群范的倡导者。在一群敢闯敢干的企业家带领下，形成了开拓进取、鼓励创新、追求卓越、开放包容的集群文化。比如，以民营化与原生态、重商文化等为特质的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及智能家电集群、温州乐清电气集群发轫于改革开放中的乡镇经济，厚植了集聚经济和创新经济发展的土壤，依靠民间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商会和政府引导下的集群发展促进中心，在集群间构建“竞争者合作”和“抱团发展”的理念，并形成了集群成员共同遵守的准则，推动企业共同应对各类风险、共享市场机会。
启示与建议
综上，国家级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在重要事件触发下，不断强化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竞争、知识学习和技术扩散，并辅以政策引导和制度文化滋养，最终实现自我革新与衍生发展的过程。基于此，下一步培育发展集群工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培育集群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和地方承载力。
- 一是运用系统化思维，综合考虑文化、区位、政策和产业等因素，从顶层设计、政策体系、发展思路与具体路径等角度，提出科学化的集群培育举措。不能将集群培育等同于发展主导产业，也不能唯规模导向，盲目追求全产业链。集群是地理临近、产业联系和行为主体互动合作三者的有机统一，缺少任何一种要素都不能认定为真正的集群。
- 二是培育发展集群不能流于形式，要注重与产业链和产业园区的融合，将产业园区作为集群发展的优质内核，将产业链作为集群发展的联系纽带，通过培育优势企业、打造优势产业链、做强平台经济、促进链式融合和组建集群中介组织等，促进集群的“结网与互动”。
- 三是国家级集群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政策的支持。培育发展集群要处理好培育与发展的关系，时刻警惕集群可能由于外部的威胁或内部僵化而失去竞争力的潜在风险。应将集群政策作为区别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的一项新型政策工具，用于解决集群市场失灵、产业治理能力欠缺和产业科技金融人才循环生态不健全等问题，引导集群可持续发展。
发挥我国制造业规模体量大、链条配套齐全和发展空间广阔的优势，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加快培育发展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 一是在国家层面，加快制定出台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计划或意见，统筹优化全国集群布局；充分发展竞争机制作用，持续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择优选取一批具有竞争力的集群开展试点示范；积极探索多层次的集群培育发展体系，开展集群发展质量效益评价，不断提升集群竞争力。
- 二是在地方层面，因地制宜，聚焦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科学编制集群培育方案，形成集群培育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和发展路径；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创新包含产业、创新、财政、金融、区域等在内的集群政策工具箱，强化政策的协同性。
- 三是集群层面，遵循“点-线-面-网”立体化发展路径，建设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平台载体，以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配套资金链和人才链，合力打造集群网络协作生态；推动集群发展促进组织做精做强，着力当好集群代言人、编制集群协作网、建设集群观测台、担当集群自律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