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处可见的“德国制造”

一个300多家参展商的展厅，居然出现了至少30家自称“德国技术”、“德国品牌”或“德国制造”展商。

前几天，镜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参加了“2020世环会”。不得不说，在新冠疫情还未偃旗息鼓的当下，其火爆程度值得一夸。

展会的具体具体情况镜哥就不多说了，可以参见官方的文章：

2020世环会盛大开幕，今明两日精彩继续！

作为不务正业的市场专员，镜哥除了和展商吹水扯淡之外，还留意到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在一个300多家展商的展厅中，自称“德国品牌”或使用“德国技术”的展商就有二三十家。

不明真相的，还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德国工业展。

“德国制造”，强在哪里？

当然，也不只是世环会，但凡是个搞实业的，只要能和德国制造扯上关系，都愿意说自己是德国制造。

在中国，“德国制造”早已是高端制造的代名词，宛如制造业的爱马仕。

有一说一，这种说法也大体靠谱。

不仅是中国人，世界上基本都认可德国制造。2017年，统计网站Statista与市场研究公司Dalia Research对全球43000名消费者进行的调研表明，“德国制造”在消费者心中的喜爱度位居第一。

制造业在德国GDP占比也很高，2019年达19%。要知道，欧美发达国家标志，主要指是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发达，制造业的占比一般不高。比如，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国，2019年制造业GDP占比只有11%，英国8.6%，法国9.8%，意大利15%。

德国的制造业，算是很另类了。

“德国制造”的历史溯源

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政治家都有这样一种思路，只要优待工人，让他们有上升通道，就能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

“清风两袖，烂命一条”的人最容易造反。所谓太平盛世，就是所有人都有个奔头，都有机会为幸福而拼搏。

1907年，德国贸易部出台法案，要求在超过一万人的城市建立强制性的技术学校，培养工人技能，让他们能在社会立足。

工人越来越能干，再加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德国在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业站稳脚跟，出口额在一战前夕一度超过美国。

甚至连穷的叮当响的晚清政府，都从德国采购军舰、电报机、发电厂、有轨电车。

1918年，一战德国扑街，国内制造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化工、电子方面的发展成果几乎归零。

而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美国诞生了革命性的流水线工艺。德国立马眼红，西门子、克虏伯等公司试图引进生产线，但是考察之后，发现大部分原材料需要进口，当时的德国，百废待兴，承受不了这种成本。

于是，学术界达成共识，德国的优势不在于大规模生产，而在于利用技术工人的优势满足精细化的需求。

说做就做，1927年，全德范围内都建立起了全面的职业培养体系，学徒制度拓展到所有的行业。

值得一说的是，1926年，ISA（国家标准化协会国际联合会）在德国成立。ISA就是ISO的前身。

甚至你办公桌上的A4纸，纸张型号的标准也是1922年在德国创建的。

二战之后，德国的工业体系被瓜分殆尽，国内只剩下一些小作坊。破败中存在着机遇：朝鲜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工业需求，马歇尔计划无差别帮助了德国，而冷战铁幕之下，东德和西德更是成为苏美对峙的前沿阵地。德国的工人们，守着少数破损的机器，站在废墟之中，凭借的手上的技术，创造了西德奇迹。

“德国制造”的神话，正是诞生在这一代人手中。

简而言之，标准化、严谨、技艺精湛，这些标签不断被强化，形成了人们对德国制造的印象。

中国的偏爱

而中国，似乎对德国制造更加偏爱。

这种偏爱，有技术原因，也有家国情怀原因。

讲个冷知识：在近代史上，除了八国联军，德国基本上和我国无冲突。

一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孤立，急需海外市场；而中国军阀混战，列强对中国重武器禁运。此时，两者一拍即合，德国匣子枪作为军火市场的抢手货，在中国杀出了一片天下。

德国出口至中国的匣子枪，在影视剧中常被称作“盒子枪”“王八盒子”

德国军火在中国一炮打响，德械装备也成为旧军队高端战斗力的代名词。

1936年，德国顾问协助国军创建3个“示范师”，俗称“德械师”。这几支部队虽然在后来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折损过半，但也给了日本沉重打击。德国工业的这些高光表现也给当时的中国人以深刻印象。

“德国制造”真正震惊中国，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

改开之初，中国能够希望引进国内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是外汇不足，因此中国希望采用约定返销或合作生产的方式降低技术引进成本。这种条件在国际上吸引力不足，但是对比较符合德国的胃口。因为在1970年代，德国经济增速放缓，用工成本提高，一些企业开始转移生产线。

1976年，大众进入中国。它合作态度积极，既愿意转让技术，又愿意进行投资，还承诺用中国生产的发动机为全球市场供货。

1984年，青岛电冰箱厂引进德国利勃海尔的生产线，成为海尔电器的前身。

德国工业制造的口碑就是在这种合作中被确立。比如，大众之前，国产上海牌轿车方向盘的测试指标只有6个，而桑塔纳则多达一百多个。桑塔纳建厂两年之后，国产率只有2.7%，整车中，仅车轮、天线、收音机等配件国产。

神化之路

但是很遗憾，德国制造对中国工业的影响这类厚重的经济问题，人们的关注度不够。人们喜欢简单地用外国神话来凸显自己的见识拔群，抨击国内的发展顽疾。

德国制造在中国显露峥嵘之后，在坊间的口口相传下，逐渐被神化了。

有两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可以对这种神化揭露一二。

坊间有个故事：青岛很少发生城市内涝，那是因为在百千年德国殖民事前，德国建立了下水道系统。

这个故事有个浪漫的细节：德国人为了方便更换零件，在下水道中建造了放置备用零件的小仓库（也有版本说使用油纸包把零件包了起来）。即便是100年后，中国人仍然能联系上当年的企业，他们也不负众望地告诉中国人备用零件的存放位置。

而现实情况是，当年德国确实修了80公里的下水道，但是经过百年的迭代，现在已经剩下不到3公里。德国制造和青岛无内涝，关系不大。

另一则兰州中山铁桥的故事套路也类似。据说，2014年兰州市官方微博发了一条消息：“2007年距铁桥一百岁时，兰州市政府收到来自该桥的德国设计师的家族的一封信和邮包，称该桥的设计使用年限已到，提醒城市管理部门维护保养，邮包里是部分维修配件样品。”

这个故事和德国严谨的性格完美匹配，因此在坊间广为流传。遗憾的是，这不是事实。中山铁桥建于1907年，如果德国人真那么严谨，配件也应该在1987年送到。实际上中山铁桥在建国之后经历过多次加固和维修，根本不需要德国提供维修配件。

而原本口碑不错的德国制造，就在这样一桩桩真真假假的故事里，被神化了。

学习✔，吹捧✘

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的教育中浓墨渲染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这种教育可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但是也在侵蚀下一代的文化自信。再加上社会中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文化自卑之后，人们急需寻找心理代偿。

再结合前文中提到的数个原因，德国与中国的军争冲突较少，德国工业进入中国较早，在改革开放中，德国更是中国企业学习和跟随的楷模。于是，德国制造就这样被神化了。

正视并学习德国制造的工艺和态度，研究背后的文化氛围和经济模式，不过誉、不神化，这才是我们对待德国制造的态度。

实际上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已经好转许多。发展多年，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间工业化水平差距快速拉近，部分领域甚至已经赶超。基于这类客观事实，再加上移动互联网让年轻人接触到的信息更多、更立体，官方宣传媒体也改变了传统宣传方式，《大国重器》等影视作品深入人心，国民的自信心被大大提振。改开初期还有人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去北京打工，现在基本不会出现这类现象了。

营销突围

回到文首提到的现象。

在某些细分领域，比如管材、净水器等领域，德国技术确实具备一定的领先优势。因此，在实业部分，学习德国技术和工艺，应该被鼓励、被支持。

但是，当一大堆厂家将德国技术作为宣传点时，就让人觉得过犹不及了。如前文提及，300多个展商的展厅，号称德国技术的展商有三四十个。点心吃一个觉得是美味，吃十个就要腻歪了。“德国技术”泛滥，大大削弱了这种宣传营销效果。

此外，随着民族自信的提升，人们对于“德国技术”是否买账，也不好说。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营销效果没达到，反而走进了神化德国技术的怪圈。

镜哥认为，与其一股脑的大吹特吹德国技术，不如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将自己的产品更立体的展示到客户面前。

毕竟，眼见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