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制造业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让世界上的不少国家将目光重新转向制造业。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之后凭借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确立明显优势。
然而，传统粗放的制造模式难以持续，以先进技术为生产手段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世界制造业格局及发展趋势
1. 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比降中趋稳、景气度回落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从1980年24%下降至2018年的15%。
从近年来情况看，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相对稳定，下降幅度较小，在20%左右波动，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先升后降，降幅一度较快，目前稳定在近30%；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从1980年的20%下降到11.3%。
2010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下降趋缓，稳定在15.6%左右的水平。
近年来，受经济周期回落以及贸易摩擦影响，全球制造业景气度明显回落。其主要原因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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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生产率增长出现停滞，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本回报下降叠加，导致全球制造业增长动能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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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抵消旧经济收缩带来的减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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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贸易和投资保护对要素流动和全球价值链的阻碍效果逐渐显现，并在长期内影响负面。
2. 全球新一轮制造业转移与要素重组加快进行
总体趋势上看，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产业链特别是处于中低端的产业链，正在向具有劳动力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和市场红利的国家转移。
从全球范围的制造业布局来看，此前大体经历了三轮大规模转移。目前，第四轮产业转移已经开始，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很多转移到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第二个变化是产业链高端、顶端和新材料、新技术、核心关键零部件等，在向知识高地和创新高地转移。
第三是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竞争强度提升，对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诉求上升，甚至出现全球创新要素流动受阻的趋势。
第四是供应链在地化趋势增强，并呈现区域化集聚特征。第五是全球产业链从垂直分工向水平甚至网状分工转变，制造形态和贸易形态也随之将发生变化。
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部门比重大幅降低的发达国家重新开始注重制造业，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引导制造业回流。其次，我国制造业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的速度非常快，且绝对成本要高于新兴国家，导致我国制造业面临前堵后追的压力。
再次，美国发起的全球性贸易战是不可忽视的外部变量，在一定条件下会倒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行不断调整。最后，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带来供应链、价值链的重组和洗牌。从趋势上看，这一格局的调整具有长期性和诸多不确定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是双向的。
3. 全球制造业呈现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自动化、服务化、品牌化等六个重要趋势
第一是智能化。
随着“大物移智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日益融入产品研发、设计、制造的全过程，推动产品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主要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均把智能制造作为新一轮发展的主攻方向，一些跨国企业也纷纷加大对智能化改造、先进机器人研发的投入力度，传统制造加速向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转变。
第二是高端化。
高端制造具有高技术密集、高附加值、高资本投入、高度品牌化等特点，处于产业链的顶端，反映一国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因而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制高点。我国也正在推动制造业技术向中高端层面发展，明确了高端制造领域的主攻方向，突出以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为抓手，推动中国制造从大国向强国转变、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
第三是绿色化。
绿色制造是指在保障产品质量和功能的同时，努力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将产品制造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降到最小，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制造业从粗放型向绿色环保方向转变，我国对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指标做出了明确规定，不断推动传统技术改造和工业设计理念的转变，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也十分重视绿色制造产业的发展，制造业向绿色制造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第四是自动化。
受劳动力成本攀升的压力，全球重视和推进工业自动化。工业机器人密度是自动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中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近几年增长迅速，2018年底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140台/万工人，年均复合增长率35.6%，保有量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99台/万工人）。但与另外三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大国对比，中国的差距仍很明显，韩国的工业机器人密度为774台/万工人，日本为323台/万工人，德国为338台/万工人。
第五是服务化。
根据已有国际经验，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的是靠生产服务业的支撑。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服务化已经成为引领制造业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服务型制造日渐成为新的产业形态，推动制造业企业从单一产品提供商向产品与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产业价值链重心由生产端向研发设计、产品销售、品牌推广和售后服务等环节转移，推动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兴起。
第六是品牌化。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知名品牌占全球商标总量比重仅为3%，却占据全球市场40%的份额和50%的销售额。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作为一种高度稀缺资源的知名品牌，正被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根据2018年“世界品牌500强”榜单，美国占据223席，继续保持世界品牌第一强国位置；法国、英国、日本、中国、德国、瑞士和意大利是品牌大国的第二阵营。中国入选的38个品牌中，制造业品牌不及一半。在当下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品牌价值日益成为影响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4. 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蓄势待变
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目前美国综合实力依然最强，处于第一梯队，欧洲、日本处于第二梯队，中国处第三梯队，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和部分资源型国家处于第四梯队。
这个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未来的变化，可以从七个维度观察判断：
一是劳动力因素。人口的老龄化将降低制造业的效率并提高成本，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面临老龄化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日本，其次是欧洲，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处于末期，已步入老龄化阶段，美国因为有移民而处于有利位置，人口最有优势的是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不过，从长期角度看，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使得普通劳动力不再稀缺，劳动力因素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将弱化。
二是自然资源。原材料和能源的丰富能有效降低一国制造业的成本，提高竞争力。全球主要的资源地比如中东、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基本都只有资源产业，制造业都很弱。在主要制造业国家里，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都比较匮乏。
三是技术创新。美、日、欧在技术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韩国、以色列等处于第二梯队，中国经过长期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通过并购，正大力追赶。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仍处于劳动密集低端产业承接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弱。
四是产业配套。全面的产业配套体系能有效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市场反应速度。中国拥有全球最全面的产业体系，几乎任何行业在中国都有完整的产业链。美、日、欧都转移了低端产业，保留了相对高端的制造业。韩国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在优势产业有较全面的产业配套，而其他产业较为薄弱。
五是工业基础。基础材料、制造工艺、基础元器件和核心零部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摸索。美、日、欧发展工业早，在这方面有很深的积淀。中国工业发展相对短，在工业基础方面次之，国内很多高端制造领域遭遇瓶颈，在工业基础方面仍待突破。东南亚、印度、墨西哥则处于很弱的阶段。
六是品牌角度。品牌代表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度，也是企业获取溢价的来源。
七是市场容量。制造业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力是成本，而成本优势的发挥需要规模效应支撑。中、美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本土市场就足够培养一个行业巨头，能在这两个市场成为领头羊的企业基本上在全球也能名列前茅。
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市场容量巨大，但就单个国家而言，市场容量非常有限；日本人口规模尚可，市场空间次之；印度人口规模庞大，消费能力尚弱，潜力较大；而其他市场或局限于人口，或局限于消费能力，市场容量待发掘。
综合来看，全球制造业总体竞争格局相对稳定，各国相对优势出现一些新变化，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十至二十年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调整的重大变量，也是世界广泛关注的焦点。
我国制造业宏观尺度的风向及趋势特征
1. 受周期回落和贸易摩擦影响制造业遭遇下行压力
2019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受周期回落和贸易摩擦冲击影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从景气指数看，PMI连续六个月跌至荣枯线以下，反映制造业稳中放缓。中小型企业PMI持续下滑，生产经营承压，稳就业压力加大。
分项数据看，受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等不确定性影响，小企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创五年新低。生产、新订单指数持续回落，供需两端双双收紧。
不过，下半年生产、从业人员指标走势基本趋稳，库存周期已接近走出底部区域，供求关系正在好转，将进入需求增加、供给减少的被动去库存阶段，显示制造业下行压力逐步释放。
对比中美制造业PMI数据来看，中国受贸易摩擦的影响要小于美国，工业生产的景气状况也好于美国，表现出更强的韧性。
2019年9月份美国PMI分项数据下行的趋势较中国PMI分项数据下降斜率明显陡峭，库存、新出口订单等数据降幅扩大，供需两端收紧的情况较中国更为严重。短周期内制造业面临的困境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讲，制造业盈利数据领先于投资数据一年，预计2020年制造业投资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
2. 我国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我国制造业经过多年高速增长，“有没有”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大而不强，发展质量不高。
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优化结构是适应生产要素条件变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从政策导向上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在以下方面：
一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突破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基础技术等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和质量提升的技术瓶颈。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思路是坚持两手抓，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僵尸企业”退出，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三是推动工信融合、军民融合、制造与服务融合，加快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转型升级。
四是形成制造业开放新格局。加快制造业对外开放步伐，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引导更多中国企业到相关国家投资兴业，建立高水平研发中心、制造基地和工业园区等，推进产能合作和技术创新合作。
五是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制造业减税降费力度，引导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建立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全球投资者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019年，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制造业表现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为我国制造业的价值重塑奠定了基础。整体来看，利用科技赋能、智能升级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正在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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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增加值增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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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增速持续高于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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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盈利能力表现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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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进出口稳步上升。
3. 行业集中度进入快速提升阶段
2012年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下降，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因素有所弱化，行业集中度等结构性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在经济转型阶段，传统行业市场规模增速下降，受外部政策和内部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行业集中度一般会提升。
近年来我国中上游行业集中度提升主要归结于供给侧改革等政策性因素，下游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主要是由消费升级等因素主导。
从未来趋势看，我国制造业行业集中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中主要驱动因素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供给侧改革的推动，部分落后产能、僵尸企业、环保不达标企业进一步退出，客观上有助于提升市场集中度。
二是来自市场力量的推动，资本重组与并购强化行业龙头的地位，在经济下行周期存量博弈加剧，资源继续向头部企业集中。
三是消费升级的因素，消费需求的品质提升，对于产品质量、品牌选择和创新要素提出更高要求，使得充分竞争行业的竞争结构发生改变。
从国际经验来看，后工业化国家进入成熟期的制造业都会出现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在细分领域如汽车、钢铁、机械设备、电子、通信、运输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中，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和龙头地位的企业不过几家。
即使在充分竞争的消费品制造行业中，市场集中度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提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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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口拓展角度看，下游的家电、中游的化纤、粗钢、机械等行业集中度具备上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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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本竞争角度看，电气设备、家电、有色金属、汽车、机械设备、化工、建材等行业集中度仍具备上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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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能削减角度看，由政府主导的行业并购整合，重点将发生在钢铁、煤炭、电力行业。
4. 出现产业外迁阶段性加速的现象
2012年以来，伴随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以纺织、制鞋等为代表的部分低附加值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地区快速转移。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规模快速增长，每年对外投资净额从2008年的17.66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295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也从3.2%升至18.6%。
与此同时，部分全球布局的外资企业也在重新调整生产布局，将部分产能陆续迁至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在大陆地区的份额持续回落。
与过往不同，2018年以来对东南亚地区的产业迁移，主要集中在电子制造领域。以越南为例，2018年前上市公司在越南投资多为纺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2018年起对外投资加速的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和机械制造业等领域。
外迁产业阶段性加速且出现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有直接关系。2019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快速下降，而美国进口中越南等地的份额快速抬升，“贸易替代”特征明显。
伴随终端消费电子产品纳入征税范围，未来一段时间部分消费电子组装和零部件生产企业，或仍存在继续外迁的可能。
但是贸易摩擦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产业外迁的趋势。随着我国产业结构沿着复杂度更高的路径不断演进，将发展较为成熟的标准化零部件生产环节转出，本身符合国际产业迁移的一般规律，也有助于为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腾出空间。
尽管产业外迁出现阶段性加速，但总量层面并未出现大规模外迁现象。从制造业生产能力来看，东盟五国加在一起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我国比重不足两成，单个国家的投资总量也仅仅是我国单个省份的水平，承接我国产业迁移的能力较为有限。
这也意味着，我国产业短期大规模迁移较难发生。
5. 创新型城市崛起助推先进生产力重新布局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制造业内移的规模更为可观。一方面，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低端产业，而重点扩展到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高端产业。
同时，国内产业转移逐步打破东部向中西部单向转移的态势，部分中西部地区的龙头优势企业也开始将总部和研发基地迁往东部地区，充分利用当地的科技、人才和总部企业聚集优势。
另一方面，国际发达经济体部分中高端产业迁入的趋势也在持续。典型如半导体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光伏、氢能等新能源产业、航空发动机等高端装备产业、通信电子设备产业等。综合来看，我国产业转移正在步入全面优化产业链布局、转移和转型协调的新阶段。
从经济地理维度观察，我国一批中心城市群发展，特别创新城市崛起，极大地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重新布局。
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继续向北、上、广、深 、杭等创新型城市聚集，中高端制造能力在武汉、合肥、成都、重庆、长沙、西安、郑州等中西部城市布局突飞猛进，创新型城市呈多点开花趋势，大中小城市在产业要素迁移中重新进行地理意义上的功能定位和梯次布局。
6. 科技创新驱动成为共识但差距依然明显
我国经济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技术创新成为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共识。其中研发投入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2018年研发支出规模已接近2万亿元，研发支出增速稳定在10%以上。制造业研发经费同样经历了高速增长期，截至2018年，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支出1.29万亿，占我国总体研发支出比重高达65.8%。
另一方面，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支出/GDP）呈逐年增长态势。过去20多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在逐年上升，2018年已经升至2.19%。其中，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自2011年的0.78%增长至2017年的1.14%。
但是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还存在差距。美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为2.8%，日本、德国均超这3%，韩国和以色列甚至达到4.5%以上，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深入观察制造业部分细分子行业的技术投入比率数据发现，尽管大部分行业技术投入比率较十年前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普遍不快。
其中电子、广电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提升幅度较大，机电设备制造、家电制造等中端制造行业的技术投入比率增长较慢，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汽车制造、医疗器械制造三个重要发展领域的技术投入比率十年来反而有所下降，折射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然困难重重，技术创新和追赶的压力依然较大。
7. 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升级大势所趋
当前，数字技术向传统经济融合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积极抢抓数字化转型难得机遇。
从全球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德国“工业4.0”意味着制造业智能化时代的来临，日本的数字化转型源于《2015I-Japan战略》，英国也提出了《英国数字化战略》。在微观主体层面，全球领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已无处不在，为微观企业组织带来空前的变革。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将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发展作为重点主攻方向。随着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的不断融合，我国制造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一个多主体分工合作、高效协同的数字化转型推进生态正在形成。
未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运营效率，二是驱动收入增长。
从本质上讲，数字化转型最终要落到可持续的数字化商业模式，以及能支持该商业模式成功运行的运营模式上。这一切有赖于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能力，并最终会反映到终端产品的水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