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1日，中德创新论坛前夕，中制智库研究院新望博士接受了德国管理应用技术大学创造力与创新研究院唐敏院长网络采访，就中德制造业合作及疫情后走向进行对话。
疫情凸显中国制造业优势，也暴露了短板
唐敏：今天采访的主要议题就是关于新冠疫情对中德合作，以及中国制造和中国创新的影响。先围绕中国制造开始。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的整个经济影响非常大。而制造业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行业，所以新冠疫情对制造业的冲击尤为明显。在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连口罩、防护服等基本的医疗用品都一时不能够生产，依赖中国的进口，而且不少行业也因为中国供应链的中断而无法开工。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中国制造的优势因为疫情凸显出来了吗？这些优势是什么？
新望：中国制造的优势，本来就在。只不过，这次疫情国和国之间人员货物交通往来突然隔断，供应链、产业链也因此断裂，中国制造独特优势就突出的显现出来了。
这些独特优势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制造业门类非常齐全。在联合国工发组织统计的41大类、191中类、525小类的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是最全的。这种全类制造、全链制造，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产品在任何时候没有缺口，全球化供应链突然中断后，能快速组成一个内部的完整生产链和供应链。中国制造业的门类齐全的特点是这次在疫情当中凸显出来了。
第二，强大的制造能力。中国有14亿人口，吃喝拉撒，一天消耗的日常用品，要保障供给。而且。中国除了自己满足14亿人口的吃喝拉撒之外，还可以出口。中国制造拥有强大的产能，以至于还要进行去产能的改革。这种巨大的基本制造、普通制造的能力，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中国制造业，虽然原创很一般，但是模仿跟进的能力特别强。很多产品经过中国人模仿，可以把它简单化，无非品质降一些，但是它可以用。疫情到来的时候，首先，量要大；其次，品质不一定特别好，能用，能救命，能满足基本需求。
第三，中国国内的市场特别大。全世界消费能力最大的是美国市场，但消费潜力，需求缺口，中国最大。超大市场拉动，就形成了发达的制造业分工协作网络，分工协作非常细腻。中国东部有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也是三大分工协作区。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形成了集群化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国的中西部市场腹地也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这是大国制造业和大国市场的韧性所在。
第四，产业组织协同的集中化优势。中国应对突发事件，有集中化动员指挥优势，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缺什么，马上组织生产什么。中央层面成立了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国务院领导担任一把手，比较紧缺的战略性物资，特别是出口物资，怎么生产？怎么调度？联防机制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联防联控机制体现的是集中化领导。这又是中国独有的优势。
唐敏：这四点总结得非常精辟。那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制造有没有哪些短板和劣势通过疫情而暴露出来了？
新望：这些年中国制造一直在补短板，国内叫转型升级。疫情来了以后，我们发现有这么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一，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性过强。GDP当中，进出口占的比例比较高，约30%；出口多，进口少；进出口当中，中间产品占比较高，约40%；出口的普通商品比较多，而进口高端的产品、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产品多。对外部强依赖。全球市场突然中断以后，对制造业打击和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口罩、防护服，生产没有问题，但是高端一点的呼吸机，尤其核心零部件，有瓶颈。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制竞争，也有一定差距。总体来说，普通制造可以，高端制造存在短板。
第三，创新能力弱，原创产品少。主要是产学研的结合机制有问题。这一点上，我们特别需要向德国学习和借鉴。
第四，产品品质比较弱。疫情期间出口欧洲国家防护用品就发现个别质量问题。我们制造能力强大，但依靠的是低成本、低价格优势，质量、寿命比较弱。
第五，标准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品牌在国际上的通行度和认可度比较低。比如，许多药品的认证都是在美国那里。口罩，一个是3M，一个是霍尼韦尔，它的品牌有优势，疫前占据国内市场垄断地位，而且卖价也高。
第六，国际贸易规则变化，需要重新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没得到欧美承认，这给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化制造了一些困难。疫后，各国保护主义抬头，开始注意自身产业链建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这也是中国制造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唐敏：那请问，中国政府对抑制中国制造业的这些短板和劣势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
新望：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2015年颁布了《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开始致力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从数量型、速度型转到质量型、效益型，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中国制造业正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这次疫情使这些矛盾和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也促进了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步伐。
唐敏：从这一点上来看，您是还是比较乐观的。
新望：对的。我们认为疫情可能给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新的转机。应对得当，中国制造业或许能通过这次大疫能得到超额补偿。
疫期有可能倒逼中国自主创新，上一个台阶
唐敏：请问，疫情对中国制造强国的发展、对中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有什么影响吗？您能谈一下您的看法吗？
新望：这次疫情对中国制造，尤其中国的自主创新，猛击一掌。产业链突然断了，怎么办？重构。原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高端部分、核心部分、关键部分有可能是外资、外商。进出口停了，外资外商链条瘫痪了，或者搬迁了，逼迫自己把产业链补起来。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保”，其中的有一个就是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补链，对中国企业来讲，往往补中高端的，往上走，倒逼自主创新再上台阶。
唐敏：那么以您对中国宏观政策的了解，中国政府层面，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和举措，以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
新望：德国有工业4.0 ，我们有《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其中的九大任务，五大工程，十个领域，都是对标世界先进，提升创新能力。这些领域的自主创新，都有相应配套政策。今年是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的公布后的第五年，很多自主创新的工程和项目都正在进行当中。关键领域、尖端领域，有差距，正在迎头赶上。
当然，产业政策还是有局限性的。未来，产业政策的作用或许会越来越弱化，更多是基本制度的完善，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产业政策在中国和欧洲都是颇有争议的事，如何处理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作用，是中德面临的共同问题，欧盟层面可以有一些产业政策，但欧盟各国内部仍是竞争政策为主。中国也在反思产业政策，甚至一度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产业政策将是未来趋势。
唐敏：因为疫情的影响，您觉得带动最快的将是哪些行业？
新望：疫情来了之后，有几个行业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增长。譬如与移动终端有关的半导体、电子产品、智能机器人等，生产销售逆势而上，网上培训、游戏、社交等等非接触、非聚集行业爆发式增长。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网易、顺丰等企业都有不同程度增长。
疫情之后，会产生很多新生活方式和新生产方式的需求，比如说云生活、云办公，通过网络智联、大数据来应对日常生活，来进行生产、生活。或者有些需求被抑制的，疫情来了以后被激活，比如说生物制药、健康、医疗、宅消费。这也对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有了新的拉动。
疫情期间，中国开始强调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就是针对新出现的需求，从供给上去满足。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五个方面，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数据中心。这些都属于数字基建，也是疫后发展最快的行业。这应该是一个新起点，对新兴产业发展有推动作用。
唐敏：这样看来确实应该是具有很大的机遇在里面，有例子吗？
新望：对的。疫情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
数据公司把全国可以生产口罩的或者是与口罩的生产环节相关的链条上的企业全部梳理出来，给到了工信部，工信部然后找这些企业，纳入产业链，组织生产，统一调度，统一出口。
防护镜3D打印，有公司通过网络找到那些就地可以做3D打印的这些地方，防护镜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中国的社交互联网，应该在全球前列。微信在疫情的防控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隔离后，基层、街道、居委会、社区的联系，基本通过网上微信群，形成网络化的虚拟社区，效率非常高。
微信或支付宝的里面嵌入一个APP，然后做健康码的检查，首先是从浙江开始使用，最后是全国推广。高风险地区，健康码变红，就寸步难行。
唐敏：您提到大数据这一块，对疫情的严防严控，这是个题外话了，但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关于数据保护。国内的用户、民众，在用健康码扫码的时候，有没有数据保护方面的顾虑？
新望：这是个矛盾，是个选择问题。灾难突然到来，你是要命呢？还是要隐私？如果说要保护生命，你就牺牲一部分隐私，牺牲一部分信息安全。移动终端越来越多，要注册什么或者获取某项功能，就牵涉隐私。疫情结束之后，把隐私保护和公共需要之间界限重新界定一下，确有必要。其实，这不仅是中国，各个国家都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在德国和整个欧洲，说这个“要命还是要隐私”的话会引起反感，属于政治不正确。我理解这可能与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中国是人口大国，城乡二元社会，区域发展很不平衡，而德国等欧洲国家，面积小、人口少、区域差距不大，就好办一些。或许未来，技术上可以解决公共管理需要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
唐敏：这个问题我们会跟德国人一起讨论。因为在欧洲尤其德国这边非常不一样，他们就有一个 APP，现在讨论的差不多有一个月了，结果昨天政府才基本表态，就是说这个已经测试了可以用，但是不强制性使用，民众是自愿的使用，就是因为数据的保护和隐私，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
新望：是的，欧洲人比中国人更敏感。中国的微信公号，个人微信号，微信群，按理说都是合法数字资产，都是宪法规定不受侵犯的。剥夺数字资产，也是侵犯公民的合法财产权。这不仅是一个文化差异问题，也有法制建设不完善的问题。
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数字货币，但网上数字资产的产权概念还不是很清晰，如何保护数字资产的安全是现实问题。
未来社会，数字化生存，数字资产、数据交换、数字安全这些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关注，也不排除出现数字战争的可能性。
走出疫期，须依托中国超大内需市场
唐敏：当然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了。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制造。希望您回答，把中国放到世界产业链里面，疫情对中国制造的进一步的发展，包括中国制造的形象，以及中国制造未来在这个世界的地位，将产生哪些冲击和消极的影响？
新望：从趋势上讲，疫情对中国制造的未来肯定有影响：
外资企业有部分回迁，全球产业链收缩。当然，这个事也不是这次疫情才出现的，实际上2008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个国家就已经开始注重这个问题了，搞制造业回归。德国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英国、美国、日本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重建自己的产业链，这次疫情加快了这个进程。
各国发现，有关生物医药健康的生产链不能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不能掌握在别人手中，至少国内应该有备份。未来产业链布局不光考虑成本低，分工协作程度高，还得有安全的考虑。中国制造高度依赖全球化，全球产业链收缩，这是疫后中国制造需要应对的问题。
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可能会变成区域化的、洲际的产业链。比如说东亚、北美、欧洲，各自成链。还有可能收缩成一个国内产业链。
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即使是全球产业链断了，中国可以坚守东亚产业链，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如果再退一步，就是中国国内产业链。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市场巨大，国内产业链没有大问题。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全球化可能是基于内需的全球化。当然，这是全球化的降级版本。
至于未来的内需怎么样？肯定也受这次疫情影响的，会有所下降，包括投资、出口。但这这最终取决于国内发展有没有新的动力，譬如体制机制改革、城市化进程等等。
唐敏：这是对中国的影响，那对外呢，疫情对中国出口和世界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新望：疫情来了，停工停产，开始复工复产后，发现疫情转移到国外，国外的订单没了，需求没了，出口停了，甚至出现退单。中国制造业的外向程度高，东南沿海制造业企业，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外向型的，出口停摆，冲击大。
在中国的德国企业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制造业恢复较快，但是当中国企业复工复产的时候，德国在华企业面临人员往来困难，疫情冲击周期可能更长。
随着疫情延续，全球产业链开始涣散，企业资产负债表开始恶化，出现一系列次生灾害。疫情的长鞭效应，越到末端越震荡，越破碎，损失越大，恢复的成本就越高。弥漫开来，最后形成大危机、大萧条。所以有经济学家讲，这可能是世界经济192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大萧条，大衰退。有这个可能。
唐敏：从全球的形势来看，疫情对整个全球化都是一个打击，是不是中国的这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就应该更多的考虑出口转内销，更多关注国内需求？
新望：中国要启动超大内需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巨大。2003年非典以来，通过消费互联网、现代物流，国内市场的消费条件改善很大。电商、快递，打破国内区域市场的行政分割，一夜之间建成了国内统一市场，市场的容量大大扩容。
未来中国，城市化、都市化，如果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也是大几千万进入到城市人行列，需求就会释放，消费就会激活。
高层次对外开放，要素市场的完善，使得加入到新行业高收入人群的人越来越多。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内需市场还会有很大的拓展。
所以，中国的内需市场，所有制造业企业都不应忽视。未来，应该是把重点放在国内市场。
2015年，财经作家叫吴晓波写了一篇文章《到日本去买马桶盖》。文章很快就有上亿点击量。中国游客纷纷跑到日本去排队去买马桶盖，去买家用小电器，把日本所有的家用小电器全部买光了。中国每年海购的量不小。这说明什么呢？普通制造产品，中国制造还满足不了国内的需求。在普通制造方面，通过性能、品牌、寿命、品质的提升，还有很大市场。
中德制造互鉴互补，潜力无限
唐敏：好的，那我们刚才主要是着眼在中国和全球，我们来谈一下中国和德国。就您的了解，中国制造业主要在哪些领域和德国的合作比较紧密？
新望：德国和中国有缘分，德国和中国的合作非常紧密，尤其在制造业，比如电器、电机、机械、机床，都是中德合作广泛的领域，这几项也是中国制造业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这次疫情来了以后，普通产品是中国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如德尔格等高端医疗器械，德国在中国市场份额很大。
中德制造业合作的典范，就是“双车”，一个是汽车，一个是火车，火车是指高铁。
德国的汽车业，大众、宝马、奔驰、奥迪，都是在中国完成了华丽转身。
高铁的主要的技术来自西门子，牵引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其中最主要的都来自于德国。
中德之间的合作，还有很多其它的合作形式，比如说中德经济联合会、中德工业城市联盟、中国德国企业商会、中德财经领域高层对话等等，都很活跃，做成了很多事。建设产业园、发起友好城市结盟、撮合项目落地，形式不拘一格，合作的非常之好。
当然，按照中德两国的合作潜力，目前的合作还不够深入，金融、投资、技术、培训等等方面还有待深化，需要双方进一步建立互信机制，逐步走向对等开放、对等关税。
唐敏：那您认为中德之间有哪些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新望：德国与中国，都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中国近代史，是屈辱的历史，是被动挨打的历史。但是，德国历史上也遭受了巨大苦难。 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是战败国，甚至国家被分裂。但是，德国人对历史问题都能放下，而且又能重新崛起。东西德合并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岌岌可危，周边几个国家人均GDP都超过了德国， 2000年前后，经济学人杂志就登过一篇封面文章叫《欧洲病夫》。欧洲病夫就的讲是德国！但是德国经过从施罗德时代到现在默克尔时代，德国又成就了奇迹，和周边国家的差距又再次拉开了。德国通过发奋来改变欧洲病夫形象，现在，这个形象很难再和德国联系起来。
制造业，德国的工业化的程度、工业化的阶段和中国不一样。德国是先进者，学习德国是必然的，后来者就要学习先进者。
具体而言，德国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有六个方面：
第一，重视实体经济。前些年我们有点脱实向虚，办厂子的，搞不过炒房地产的。搞企业的，玩不过搞金融的。搞制造业的老板，都灰溜溜的。英国和美国对此都有惨痛教训。英国曾是制造大国。美国也是，南北战争后进入工业社会，底特律曾经是工业社会的明星。但是后来美国放弃了制造业，经济学家，都在讲后工业化，讲现代产业。英国也是，只想掌握高端的，设计、品牌、研发，但是英国和美国吃了很大的亏。产业空心化，要扭转局面费了不小劲，效果不理想。德国一直没有放弃制造业，德国的法律甚至于规定制造业占到一定的比重，就是实体立国。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开头有一句话：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这是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是受德国启发。
第二，培育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小巨人。国内现在叫“专精特新”。德国企业咨询专家西蒙，他的《隐形冠军》一书在国内很畅销。所谓隐形冠军，企业规模不大，但是寿命长，百年老店，家族企业，只做一种产品，做到世界老大。全世界的隐形冠军有2600多家，德国就占了1300多家。这是德国制造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如何踏踏实实把企业做到行业隐形冠军，须向德国学习。
第三，德国的产业政策也非常有特色。中国学产业政策最早是学日本，但中国有集中制的优势，做的比日本还要好。
美国也有产业政策，但是美国的产业政策就像一篇论文，放在那，没法执行，底下各州没人管。美国班农等人极力攻击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其实也有酸葡萄心理。
德国工业4.0的精髓，就是不断用政府规划推广引导，做顶层设计，推进工业革命、技术革命，效果比较明显。
第四，品质制造、极端制造，德国是样板。中国因为要素成本曾经比较低，市场大，起步比较容易，有点野蛮成长的味道。德国制造，是往高端走，利用技术含量、品质、品牌含量，把产品做到极致，这与中国过去这些年的低成本制造形成了很大的对比。未来，中国的低成本制造、合格制造要向德国优质制造、极端制造学习，给消费者创造更大的消费者剩余，同时也使产品有很好的附加值。
第五，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德国的中小企业为什么这么多呢？这是因为遍布于民间、有良好土壤、深厚基础的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使得德国的中小企业非常发达，而且成就了许多隐形冠军。同时难得的是，德国企业内部工匠精神的代代传承，专业、专注、极致、匠心。中国人追求发财，企业家精神这些年不错了。但是，中国的工匠精神比较弱，做事不较真。在德国，喝啤酒，有啤酒泡沫法，开商店，有商店关门法。做事较真，讲规矩，讲标准。这特别需要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学习。不能总是什么快就来什么，什么成本低就做什么。
第六，制造业与科学、技术、教育的结合，也即产学研合作机制。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科技、教育和工业、制造业是分离的。教授们拿国家的课题，发表论文，科学家们和生产、制造业的结合非常有限。产学研在机制体制上没有打通。德国最典型的Frauenhofer，做得很好，直接为企业服务，与企业生产和市场结合起来。中国特别需要协同创新，把创新要素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合作机制。
唐敏：反过来，您觉得德国可以向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有哪些方面？
新望：中国人在制造业方面的灵活性。比方说，我们在企业管理上，做事效率很高，没那么多死板的规矩。中国企业适应市场的强大能力与德国企业的严谨精神结合起来，必将所向披靡。
唐敏：也就是说中国向德国学习的东西更多一些，如您刚才总结的六点。
新望：大概是这样，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德国制造总体上走在中国制造前面。
唐敏：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德国政府确实还是很有前瞻性的。我们 CHINAITIV项目是德国教研部出资资助的一个三年的项目，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德国高校，包括学生、老师和管理人员的对中国的交往和合作能力。德国政府给高校出资，让我们向中国学习，尽管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德国其实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
新望：德国向中国学习，也有必要。德国如果要向中国学习的话，应该学习中国人强大的学习能力。
唐敏：您能说具体一点吗？
新望：中国人的开放心理，是超过德国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的开放比较晚，所以对外开放有非常大的渴望，姿态还是比较低的。正因为我们一直是抱着后进生虚心学习的态度，所以，中国制造业这些年发展走的快。为啥？就是中国的开放心态和学习能力。
当然，反过来，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界限上可能也模糊一些，需要改善和加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多有诟病，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历史地看，中国几十年来是一个公有制国家，在之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也基本上没有知识产权概念。这些年开始，已经非常重视，初步建立了一整套法律法规体系，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也早已告别市场换技术或者所谓“强制技术转让”阶段。
2019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外商投资法》，从法制上加强营商环境建设，2019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再次强调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的基础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中国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最近颁布《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技术和数据均列为要素范畴。应该说，中国企业正在告别知识产权的野蛮生长阶段，中国现在已经是申报专利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出现像华为这样的研发投入居于世界前列的创新型企业。
机遇瞬间即逝，德国需要突破矛盾心理
唐敏：这正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目的。那我们说到交流和合作这一块，您能介绍一下您和德国的合作交流的情况吗？
新望：汉诺威工业展在中国制造界耳熟能详，每年都有我们客户参加。10多年前我参加了最初的中欧论坛，后来叫中欧社会论坛。我是论坛里的中小企业组，是召集人。去法国、德国看了一些中小企业，接触到中小企业家和咨询公司。后来还去了菲仕兰乳业，这是一个总部在荷兰的跨国界乳业合作社，包括德国西北部一些养殖户。当时突出的一个印象就是，德国、法国企业工人的地位比较高，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大家饭后都谈的是解雇或解雇以后如何赔偿的事。工会里边有人专门调查解聘职工之事，在资本和工人之间博弈。至于合作社，内部更是平等，谁的就是谁的，公私分明，没有任何上下之分。这个是不是与马克思出在德国有关系？当然，走马观花，这种认识可能是肤浅的。
唐敏：我们还是又回到疫情。您觉得疫情对在制造业方面中德的合作会有哪些影响和挑战？
新望：这次疫情，德国的表现在欧洲是得高分的。德国的确诊、死亡都比较低。德国的检测水准比较高，主要还是得益于德国的制造业，检测设备的生产的基础好。
疫情期间，中德合作，比较频繁。但德国处在一个矛盾心态。一方面想与中国合作，同时又想跟着美国，孤立中国。德国渴望中国的巨大市场，而且，已经有那么多成功的合作项目。价值观的差异不是问题。各种文明都是在交流中相互促进。隔离、孤立不是办法。
疫情过后，中国肯定会继续开放，而且会是高层次开放。德国对此应持包容和理性的心态。中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是转型大国，中国的改革还在路上。大家一起朝前看。
中德制造业，互补性很强，交流的价值非常之高，合作是双赢，不是你赢我输。效果摆在那里。德国与中国合作的企业都得到了巨大好处，未来肯定还是这样。通过与中国合作，德国厂商在全球市场将更加有作为。这是大势。如果担心中国企业大量并购德国库卡一类高新技术企业，那这完全是一个商业利益博弈问题，衡量一桩买卖的唯一标准是价格，等价交换情况下，没有输赢，只是各得其所。
疫情之后，德国应该有机遇思维。为什么说是机遇呢？有人想搞冷战，孤立中国，中国恰恰可能会有更好的对外开放的条件，这就是机遇。在西方发达国家，德国最具备这样的条件。不搞价值观站队的话，如果从经济、企业和商业的利益考虑，疫后德中合作会有非常大的红利。
我还建议，德国企业应该向中国的中西部工业城市展开合作。中国的中西部，工业腹地有纵深，市场也有纵深，很多城市的制造业基础不错，但是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问题。中国的四川、重庆、陕西这些地方很值得去看看，值得去投资合作，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
如果有机会的话，巴伐利亚的企业家可以到中国的西部来，我建议到中国四川的德阳。中国的装备工业之都，水电、火电和核电设备，合作空间很大，合作前景广阔。
唐敏：嗯！那您的观点就是，疫情其实对中德的交流合作更是一种机遇，是吗？
新望：是的，但这张牌在德国企业家手里，德国要主动，德国企业家要看到这个机遇。当日本、美国的政府提出在华企业迁回国内的时候，欧盟商会调查显示只有10%左右的欧洲企业愿意迁回。德中商会会长伍德克说，你还能迁到哪里去？中国是制造业的前线阵地，经济增长规模巨大，谁也清楚，谁也不愿丢失。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全世界最好的，产业链某个环节可以迁出中国，但生态链迁不走，制造业生态链的形成是二三十年积累的结果。德国企业家敏锐的意识到这一点，选择留在中国是明智的。
唐敏：也就是说，如果双方面临挑战的话，就是在于德国怎么样走出他的矛盾心理？怎么样打出这张牌？
新望：对！德国肯定不必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美国既然可以说美国优先，欧洲当然也是欧洲优先。说句不太厚道的话，中美闹矛盾，这可能是第三大经济体沾沾自喜的时候。
唐敏：从中德合作交流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中国和德国的在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和能力？来促进中德的合作？请分别说一下中国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以及德国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新望：这是一个好问题。德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特别注重培训。我注意到德国双元制，一方面上学，一方面到工厂做学徒，这种双轨制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德国制造业工人素质是全球典范。
中德之间可以做一些关于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合作。好像已经有这样的项目了，还可以再深入。中国也出现了一批蓝翔技校这样的培训机构，开始重视蓝领培训。
德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都是本土化、社区化，而且是长期在一个企业里面工作，有的是一辈子，甚至父子两代人。中国不是本土化的，是跨区域的，西部到中部，中部到东南沿海，是流动性的。中国的产业工人，尤其生产线上的工人主要还是农民工，缺少长期性、稳定性。通过城镇化和城市化，让这些产业工人能够留下来，使他们不光能够乐业，同时也能够安居，不再像候鸟一样，每年春节坐高铁回家，年龄大了后又回老家盖房子。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必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德国制造业工人是全球的制造业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在欧洲也是最高的。德国小时工资最高，但单位成本又最低。这说明，德国的工人收入高，效率也高。德国工人享受很长的假期。在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工资高于制造业，德国恰恰相反。
这可能也是观念上的差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在中国一些地方，做工人，做到了八级、十级工，也觉得低人一等。高素质的人才不愿意去做工人。所以，总体上，中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的素质还是相对较低。
唐敏：我们今天整个的访谈都是围绕疫情、中德合作来开展的。最后就请您做一个总结性的陈词，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新冠疫情对中德合作到底意味着更多的挑战还是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可以总结为哪几个方面？
新望：因为疫情，中德、中欧的合作遭遇到了困惑和挑战，往后的一段时间内，双方合作有可能出现倒退，进入低谷。但我觉得并不具有转折性，是暂时的。中德领导人有智慧打破困境，走向未来。
中德合作是这个地球上最有前景的合作。德国在地球的那一端，中国在地球的这一端，两国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只会双赢，共同争取合作红利。
通过中德合作可以使中国和欧洲继续靠拢。中美欧，三足鼎立，美国和中国有矛盾，美国和欧洲也有矛盾，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矛盾恰恰是最小的。所以，中德合作使两个洲更加靠近，这也是中国 “一带一路”的思路。
在疫后世界新格局的建设当中，德国应该更加积极有为。有很多好牌在德国手里。
德国和中国应该共同站出来，坚定的捍卫全球化、维护全球化。因为这是两个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