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大而不强的问题是存在的。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与技术缺一不可。而在多位全国政协常委看来，制造业前行关键在于人，在于工人的技术娴熟度；在于社会对于工匠的认可度；在于制造业企业家们的情怀与担当……
制造业强国是干出来的！有证书不会干活？要证书何用？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更是就业的基础。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技术工人的手艺好不好，产品会说话。但在异常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一项技术，在我们不掌握核心技术时，国外企业会给产品定出很高的价格，一旦我们掌握了技术，国外企业又会回过头来和我们打价格战。一位业界人士说，在这样的夹缝中，中国企业往往是靠着微弱的良品率优势最终赢得市场。但良品率靠什么提升？无非匠心二字。
在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的前期调研中，一些企业的人才管理工作存在着有意思的现象：即从普查的技能情况表的填报中，很多企业在“技能人员”一栏中填报了“零”。制造业企业技能工人数量为零，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经过调研，贾楠发现，排除一些企业对人才管理、员工技能资格证书日常归档工作不力的因素，很多企业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不认技术证书只认实技、眼见为实的情况也很多，这就造成企业无法按照是否有技术等级证书来填报；另一种情况是，这个人明明有技术等级证书，但实操能力差，装配的机器设备不能用、生产产品不合格还得返工，因此企业不再轻易相信技术证书。
证书不能完全证明一个技术工人的实力，而技能型人才的动手能力，也要防止被扼杀。
“要改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传统观念，需要我们从小重视劳动教育、动手能力，尊重每个人的兴趣、特长，通过建立新时代的劳动价值观促进劳动观念的转变。因此，我建议技术等级考试，除了必要的试题考试外，应该增加动手能力的测试内容，通过实操考试，考出工人的真实水平和能力。相关部门和企业也应该经常组织技能竞赛，鼓励钻研技术、激发劳动者的竞争精神和荣誉感，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技能型人才。”贾楠这样说。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老理儿”可以不认，但同为“劳力者”，快递骑手赚的钱比制造业工人还多上了一倍，如果把我们换到制造业工人的位置上，我们是否能够泰然处之？
为了解青壮年就业现状和意向，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今年对广州、深圳、佛山等9市的929名16~45岁青壮年开展了专题调查。结果显示，在新就业形态就业的青壮年中，44.2%的月薪在5000元以上，而在第一、二产业等传统行业的就业青壮年月薪水平集中在3001~5000元，占54.3%。
“收入高、待遇好，是吸引青壮年劳动力转向新就业形态的关键。以快递行业为例，2017年顺丰速运员工的年平均薪酬是12.15万元，显著高于制造业就业员工的年平均工资6.4万元。这也是部分青壮年从业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一个原因。美团外卖之前发布的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也显示，15%的骑手拥有大学文凭。我觉得，我们应通过政策导向和职业教育，甚至还有金融方面的引导，让制造业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避免收入短板使得高校毕业生远离第二产业。”谈及此，贾楠语重心长。
高质量人才靠职业教育还不够：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很重要
在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看来，高质量人才靠现有职业教育是不够的，教育部要担起责任，明确要求“双一流”建设高校应该在原始创新、创造“国之大器”、“国之重器”方面勇于担当，发扬当年搞“两弹一星”的精神，投身并贡献于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当年清华大学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这样的富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是否持续并得以光大？即便是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几年就能够得到工程师职称，但他在技术方面不一定就是优秀的，因为他很可能缺乏动手能力。慕尼黑工业大学是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历史最悠久和最有名望的科技大学之一，那里的教授就在教室楼外教学生盖房子，不仅学生要上脚手架，教授也爬上脚手架去传授关键部分的知识与技术。”胡刚这样说。
他同时认为，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培养技术，更要重视技术成果转化：“很多国家级的工程平台不是一建了之，这些平台为国家所建，要为国家所用，更要长期服务国家。因此其运作模式必须系统化，否则就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人才到底怎样才能培养出来？”这句话虽然被很多人提问过，但在全国政协常委、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杜卫看来，光有提问和讨论还不够，一定要破题——一个建议是，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制造业急需的人才。
“之所以一些职教学校超过50%的学科安排是文科，原因就是这些学科不需要太多的成本投入，而制造业是需要动手的，比如汽车制造业，比较前沿的工厂，技术工人和学生一起拆解的可能是高档车，但在一般院校，能够让学生拿很普通的车练练手就不错了。学的时候如果就落后半步，未来走进企业肯定会跟不上的。所以，企业应该全程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同时，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培养光靠目前职业教育是不够的，要拓展到本科院校，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因为高质量的制造业不仅需要技师，还需要高水平的工程师和现场组织实施的工程师。工程师的培养是大学的责任！”杜卫这样说。
“重农抑商”“重仕轻商”？避免走“弯路”，企业家也需要好老师
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企业家群体实现了质的变化。当下，我们不仅有数量近千万的企业家队伍，更有任正非、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依然看到了问题。比如从教育者的眼光看企业家，后者依旧有成熟的空间，要做好学生，同时也需要好的环境，帮他们成长。
在刘伟看来，当前我国企业家群体面临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破除。
排在最前面的就是产权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现实来看，一些企业家对于产权保护依然存在着顾虑，尤其是个别企业家的不当判例，导致一些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畏首畏尾，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
第二，文化氛围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部分明星企业家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榜样，但当前社会文化氛围对企业家群体的重视程度依然有待提高。“特别是受到历史上‘重农抑商’和‘重仕轻商’的文化影响，人们对于企业家的理解依然存在一定的负面成分，对于企业家群体发展壮大的文化氛围，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养护。我们特别要注意‘转型’中出现的部分‘仇富’心理，这种外界给予的压力，使得部分企业家宁愿不上富豪榜、不被表扬、不愿出名。”刘伟这样说。
第三，公司治理结构有待完善。在刘伟看来，目前我国能够按照国际通行法则设置公司治理结构的企业，比例并不高，这导致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会马上面临一系列治理难题。比如一些早期成功的企业家由于不能解决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在“父业子传”的过程中很快就面临业绩下滑甚至倒闭的风险。
另外，企业界的个人管理水平也有待提升。我国企业家群体往往出生于“草莽”，凭借着对于市场经济最原始的嗅觉成长起来。在刘伟看来，这种“草莽精神”固然在企业打拼初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一旦企业开始“做大做强”，就会普遍遇到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型问题。比如一些企业家由于缺乏资本市场的知识，一方面难以通过上市等途径获得更多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当面临资本市场“门外的野蛮人”挑战时，他们又会惊慌失措，有的甚至直接导致企业垮塌。再比如有的企业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熟悉国外法律法规，单纯按照在国内的成功经验来运营，导致了巨大的法律法规风险。
在刘伟看来，从现实来看，当前，培养造就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和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至关重要，而提高现代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竞争力又是其中的核心要义。为此他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清晰界定并保护企业家产权，为企业治理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比如对现有《公司法》《物权法》《刑法》《民法》《商法》等的相关条款，进一步修改完善，明确相关表述。使得企业家对于行为边界能有清晰地认识，尤其要避免民事责任刑事处理的做法。
其次，要为企业家注入伟大复兴建设者的强力信心。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弘扬，本身就能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让更多人愿意成为企业家，并朝着优秀企业家的方向前行。
第三，协助企业构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转型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培训、咨询等方式，让企业家认识到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性，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有意识地布局推进，进一步规范企业运营，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
